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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和日本之所以选择脱亚入欧的道路，首先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相似性。土耳其位于亚洲的最西端，横跨欧亚两洲。亲眼目睹了西欧的崛起，也深刻体验到西欧列强的强大，迫使其必须向西欧看齐，以应对外部压力。而日本则孤悬于亚洲的东端，远离欧亚大陆，且紧邻美国。在美国海军“黑船”逼近后，日本意识到了自身的落后，立即开始了西化改革。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日本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并成为了G7的成员之一。然而，土耳其的改革之路却远未如日本般顺利，尽管多次尝试加入欧盟，却一直未能如愿。令人疑惑的是，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在实力上曾远超日本，改革的时间也早于日本，资源优势也更为明显，那么为何最终的改革成果却不如日本呢？

　　在1492年，西班牙成功收复了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格拉纳达，结束了长达七百多年的“收复失地”战争，标志着基督教世界的完全胜利。就在同一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下，开始了他的航海探险，发现了新大陆。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西欧各国纷纷派出舰队，开始了四处殖民的壮丽篇章，逐步超越了东方国家。

　　与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觉醒”相比，奥斯曼帝国并没有错失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在西班牙探索新大陆的同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在传奇海盗红胡子巴巴罗萨的带领下，纵横地中海，成功攻占了北非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同时，在印度洋，奥斯曼海军也成功抵挡了葡萄牙人绕道好望角的进攻，掌控了从波斯湾到马六甲的广阔海域。直到1571年奥斯曼海军在勒班陀海战中败给西班牙、教皇国与威尼斯组成的基督教联军后，才逐步停下了扩张步伐。而在陆地上，直到1683年维也纳之战后，奥斯曼帝国才停止了向欧洲的扩张。可以说，在大航海时代，奥斯曼帝国并不逊色于西欧列强，真正的差距是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后的世纪里才逐渐拉开。

　　17世纪至18世纪，西欧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加上殖民掠夺积累的财富，这一切共同推动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而此时，奥斯曼帝国正处于衰退期，虽然尚未陷入崩溃的深渊，但帝国的政府腐败、效率低下、缺乏进取心，内外问题积重难返。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无法迅速进行有效的改革，因此逐渐与西欧的经济、军事和技术优势拉开了差距。

　　与奥斯曼帝国不同，日本的情况则要积极得多。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在列强的猛烈冲击下终于破局，迅速唤醒了国民的危机意识。恰逢幕府将军的统治到了岌岌可危的时期，新的武士阶层抓住机会推翻了旧幕府，建立起了积极进取的新政府。与奥斯曼帝国不同，日本新政府的改革能力和进取精神大大超过了当时处于衰退的奥斯曼帝国。

　　1792年，奥斯曼帝国在意识到西欧的变革力量后，苏丹塞利姆三世终于决定开始西化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内容包括了改组国务会议、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军事采邑制并将土地收归国有、创办新式教育、支持出版印刷业、聘请欧洲教官训练新式军队、派遣使节前往欧洲进行平等外交等。如果这些改革得以实施，奥斯曼帝国或许能迎来一次复兴。然而，这些改革遭遇了来自国内多方反对势力的联合反扑，塞利姆三世最终被废黜并处死。

　　当时反对改革的主要力量有三股：近卫军耶尼切里、保守的教势力以及强大的封建贵族。耶尼切里是奥斯曼帝国的精锐部队，在帝国的扩张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但随着帝国扩张的停滞，耶尼切里内部的军纪逐渐松弛，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塞利姆三世推动新式军队的改革，直接威胁到耶尼切里的利益，因而他们积极反对。此外，教的保守势力也深感西欧改革的威胁，宗教力量对西化的改革产生强烈。最后，奥斯曼帝国的封建领主们也因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和财富，纷纷加入了反对改革的阵营。

　　与奥斯曼帝国相比，日本的改革条件更加有利。日本没有类似耶尼切里这样的禁卫军，也没有像奥斯曼那样强大的宗教势力。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双方都面临着大封建主的力量。但与奥斯曼的封建领主不同，日本的大名们在倒幕运动中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们在改革中是积极推动者而非阻碍者。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的地方贵族在新的政权下并未被削弱，反而成为了新政权中的重要一环。

　　塞利姆三世被废后，支持改革的军队终于在稍晚时刻赶到伊斯坦布尔，扫清了反对势力，并将塞利姆三世的堂弟马哈茂德二世推上了苏丹宝座。马哈茂德二世延续了改革的方针，成功废除了军事采邑制和耶尼切里，奥斯曼帝国的国力逐渐上升。然而，正是在此时，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爆发了。

　　奥斯曼帝国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国土辽阔，民族和文化多样。为了治理，帝国实施了米勒特制度，即在不同地区依靠当地的民族领袖进行间接统治。这一政策在短期内有效，避免了帝国政府与地方民众的直接冲突，但随着帝国疆域的逐渐收缩，民众之间的矛盾愈发严重，民族和宗教的分裂逐渐显现。

　　1821年，东正教的希腊爆发了反抗奥斯曼的起义。为了报复起义分子，奥斯曼苏丹处决了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这一举动引发了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愤怒，俄国、英国和法国纷纷支持希腊的独立运动。最终，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在1830年承认希腊独立。随后，巴尔干半岛的其他民族纷纷效仿希腊，北非和中东的民族矛盾也愈发激烈。内战接连不断，奥斯曼帝国的国力不断衰退，最终走向解体。相比之下，日本的民族问题几乎为零，单一的民族构成大大减少了内部分裂的风险，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3年，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尽管土耳其的国土较奥斯曼帝国大幅缩小，但内部的民族矛盾却得到了缓解，国家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凯末尔得以专心推行一系列深刻的西化改革，包括废除教的传统法律和习俗、实施文字改革